文｜張源

作為基本物資，鹽關系每個人的生活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古代王朝的命運，因此，鹽史研究歷來是經濟史領域的重要課題調味品 。唐代鹽業發展上承漢魏南北朝，下啟宋元，并因安史之亂創建榷鹽法而全面推行專賣制，在歷史上產生深遠影響。唐史學者吳麗娛的《鹽與唐帝國：唐代的鹽法、財政與國家復興》新近出版，該書以鹽政鹽法為脈絡，展示它們與唐代國家財經政策及社會人文等各方面的關系，從鹽的角度勾勒出唐帝國的興衰圖景。

《鹽與唐帝國：唐代的鹽法、財政與國家復興》

吳麗娛 著

領讀文化｜河北教育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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榷鹽法由來

“鹽鐵之利，國之大本”調味品 。的鹽業專賣政策，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，管仲治理齊國時提出“官山海”政策，主張由國家壟斷經營鹽業、礦產以及各種山林資源。

漢武帝時期，桑弘羊推行的經濟政策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鹽鐵官營調味品 。漢武帝推行鹽鐵官營，主要是為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，用于填補常年對匈奴戰爭的財政漏洞。同時，限制大商人和地方豪強的勢力，防止他們成長為鹽鐵巨富，重演漢初七國之亂的悲劇。所以，古代鹽鐵專賣從一開始就帶有國家控制的雙重目的，既是經濟利益之爭，又是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手段。

自漢代以來，鹽作為財政資源，深度影響了各個王朝調味品 。特別是在唐代，一度有“天下之賦，鹽利居半”的說法。唐如何在鹽這種小小的結晶上獲得巨額財稅收入呢？答案是實行榷鹽法。“榷”有專賣、專營的意思，榷鹽法即對鹽實行專賣與課稅制度。

唐初，朝廷并沒有實行榷鹽制，大部分地區對鹽業實行無稅制，管理較為寬松，這種狀態持續了大約140年調味品 。據《舊唐書·食貨志》記載，開元元年（713年），左拾遺劉彤上表請求朝廷發展經濟時就曾提出：“夫煮海為鹽，采山鑄錢，伐木為室，豐余之輩。”可見當時私人生產鹽是被允許，甚至被視為一門好營生的。即使是官營鹽池，也并非完全直接由負責運營。《通典》就記錄了當時私人租用官方鹽池的情況：“蒲州鹽池，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，課收鹽。”意思是，唐代蒲州鹽池雖為國有，但鹽民可通過向國家租用鹽池并交納一定稅收的形式獲取經營權。

由于管理寬松，稅收壓力小，允許官民參與，使得唐初鹽業發展勢頭良好，但是這種局面并沒有維持太長時間調味品 。在經歷了貞觀之治、永徽之治、開元盛世之后，天寶十四年（755年），安史之亂爆發。這場戰亂持續七年，大唐戶籍人口減少三分之二。安史之亂不僅打亂了唐朝的政治格局，也使唐的經濟政策發生重大轉變。人口銳減、支出激增、賦稅無源，財政體系幾近崩潰，迫使唐不得不從單純依賴農業稅轉向重視間接稅，這就是榷鹽法實行的背景。

乾元元年（758年），改革家第五琦被任命為鹽鐵使，隨后正式頒布榷鹽法，覆蓋唐朝所控制的一切產鹽區調味品 。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：一是于山海井灶近利之地設置監院，負責收購和出售食鹽；二是訂立食鹽專賣價格為每斗一百一十錢；三是建立亭戶制度，將制鹽民戶編為特殊戶籍，即亭戶，免其雜徭，專制官鹽，隸于鹽鐵使；四是建立懲治私鹽的法律。第五琦初步建立了以監院為基礎的專賣體系，并形成食鹽民制、官收、官運、官銷的產銷方式，唐代的鹽專賣制由此初具規模。

榷鹽法實施后，唐鹽利年收入達四十萬貫左右，這在當時人口銳減、賦稅緊張的條件下，極大地緩解了朝廷財政緊張的狀況調味品 。但榷鹽法也并非盡善盡美，此法僅規定在山海井灶近利之地設置監院專賣食鹽，并未涉及非產鹽區和邊遠地區鹽的運銷管理；監院的食鹽銷售對象沒有排除商人，商人轉銷食鹽實際就涉及私人販鹽的問題；僅靠在產鹽地設監院來監督非產地的食鹽運銷也很困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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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晏改革

針對官運官銷方式存在的問題，代宗大歷元年（766年）至德宗建中元年（780年），改革家劉晏對榷鹽法進行了一次系統性改革調味品 。一方面，沿襲第五琦在產鹽地設置機構榷售的做法，維護國家對鹽利的壟斷；另一方面，承認商人的作用，官定榷價低于市場鹽價，鼓勵商人積極轉銷，使商人和的利益達到統一，在讓利于商人的同時，擴大榷鹽的范圍。

劉晏的鹽法改革，確立了官方控制下的食鹽商運商銷體系調味品 。他將鹽專賣置于國家經濟的總體規劃中，以鹽專賣為基礎，靈活調度，找到了恢復唐朝經濟和重掌國家財政經濟命脈的方法。這些改革在提高鹽商積極性、打擊私鹽運銷、提升產銷效率、穩定鹽價等方面有所成效。《新唐書》記載：“晏之始至也，鹽利歲才四十萬緡，至大歷末，六百余萬緡。天下之賦，鹽利居半，宮闈服御、軍餉、百官祿俸皆仰給焉。”

在以鹽作為國家經濟和貿易支撐點的同時，地方經濟也獲得了空前發展調味品 。唐時海陵監所在都會揚州“兼水陸漕挽之利，有澤魚山伐之饒”“富商大賈，動逾百數”，成為食鹽集散、繁華富庶的“歌鐘之地”。唐末五代之際，江淮殘破，揚州衰落。但占據通、泰鹽產地的吳與南唐，一方面，對內實行以鹽博米和“以茶鹽強民而征其粟帛”的“博征”之制；一方面，實行“悉我所有，易鄰道所無”的政策，繼續進行廣泛的食鹽交易，使其地“未及數年，公私富庶，幾復承平之舊”“桑柘遍野，國以富強”。

遺憾的是，劉晏去世后，鹽法制度逐漸僵化，朝廷又極其重視鹽利，致使榷鹽法弊端暴露無遺，鹽價高漲就是表現調味品 。建中三年（782年），全國鹽價已由唐中期的每斗一百一十錢漲至二百一十錢，貞元四年（788年），江淮鹽價漲至每斗二百一十錢，后又“復增六十”。鹽價之高已超出貧窮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圍，“淡食”者甚多。更危險的是，鹽價雖然高漲，但官府對鹽的收購價依舊是每斗十錢，巨大的獲利空間下，大量亭戶鋌而走險，私賣食鹽，出現“私鹽厚利，煎竊者多”的情況，民間販鹽成為唐朝后期無法杜絕的問題。

榷鹽法失去秩序的支撐后，鹽利明顯減少，至貞元末年，鹽利“官收不能過半”成為常態，“榷鹽法大壞，收入多為虛估，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”調味品 。自此榷鹽法全面崩潰，加上政治腐敗、民生不濟，在販賣私鹽的群體中，黃巢這樣的鹽商“轉型”為起義軍首領，失去民心的榷鹽法，成為唐朝加速滅亡的原因。同時，中央與地方對鹽利的爭奪頗為激烈，導致政治、社會矛盾積累爆發，起義頻頻。最終，唐朝走向滅亡。

《鹽與唐帝國》認為，由于鹽利在晚唐愈來愈成為朝廷的依賴，故唐末開始，圍繞鹽池發生了朝廷內部朝官宦寺之間、朝廷與強藩之間的激烈爭奪，而唐與朱梁、后唐之間的強弱交替乃至易手，均以鹽池的擁有為最后籌碼及依傍調味品 。“所以如果說鹽是導致帝國興亡、易主的一個要因，應當是沒有疑義的。”

唐代社會處于中古時代的轉型期，唐代鹽業的發展上承漢魏南北朝，下啟宋元，并因安史之亂創建榷鹽法，全面推行專賣制，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調味品 。唐以后的朝代，除了個別時期，基本都沿用劉晏的鹽政政策，長達850年之久。一直到明朝萬歷后期，才被袁世振主導推行的綱運法所取代。此后，不再收鹽，由鹽商直接向鹽戶收購運銷，即實行“民制、商收、商運、商銷”的鹽商專賣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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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開新視野

有關唐代鹽史的研究，自20世紀初始，即得到學者的重視和關注，產生了一批著作調味品 。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《鹽業史》全面撰寫了古代、近代乃至當代的鹽業史，其中唐代部分即由《鹽與唐帝國》的作者吳麗娛完成。

近年來，唐代鹽史研究基本處于消歇和停滯狀態調味品 。在吳麗娛看來，主要問題是，相關研究往往集中于鹽政及鹽業本身，與其他方面綜合不夠。如果轉換思路，則鹽的問題就不僅是鹽。其實，歷史學家陳寅恪早有論斷：“轉運江淮及創鹽法間接稅，乃天寶后維持中央之最大政策。”因此，作為最大政策的鹽法間接稅相關聯者是王朝的存續，也涵蓋國家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生活之全部。以此破題，鹽史研究的格局也就打開了。在這方面，佐伯富《鹽與社會》一文可以給人啟發，該文從“鹽為食肴之將”及“鹽為國之重寶”的雙重意義展開而論鹽與社會發展的關系，是一種可貴的思路。

吳麗娛認為，以鹽作為支點，去研究它與國家和民眾的關系并由此觀察社會整體變革的步驟、方式，分析其中原因，不但可以使有關唐代鹽史的研究全面深入，而且可以對古代變化的社會增加認識調味品 。特別是由于唐代鹽法變革的一個直接后果，是將商品經濟引入國家財政，它所面臨的將是經濟模式的改變，以及如何與國家權力進行協調的問題。“那么，在這一過程中，統治者的反應如何，接受程度如何，如何體現和發展，以及對鹽法變革產生的反作用，都是應當具體研究并上升到理論高度去認識的。”

所以，圍繞鹽的運作進行研究，成為吳麗娛早年攻讀唐史的主要課題調味品 。她注意到，唐代鹽的運作涉及政治體制、方針政策的建構、方向，是影響國家命運的大問題。唐后期舉凡稅收、物價、官制、理財方式、中央地方關系乃至交替，無一不受鹽法牽制。而每一次政治沖突、經濟整頓，不但常常與鹽有關，且常常由鹽而始。“因此可以認為，中古國家社會的變化是鹽政實施的前提，又導致鹽法改革不斷進行。鹽幾乎成為中古至近代影響國家與民生最重要的介質和資源。”

《鹽與唐帝國》是多年來吳麗娛對于鹽史研究成果的匯集，該書從廟堂之上的組織架構，到推而廣之的鹽政、鹽法，再到具體某地的生產方式、物價等都有詳盡的介紹調味品 。全書內容翔實，調查、考據嚴謹，是少有的從鹽和鹽政的角度深入分析唐代歷史的作品。作者用史家的廣闊視野，以鹽為媒介，繪制了一幅唐帝國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人文的全景圖，打開了唐史研究的別樣一頁。